中國人對相聲的第一印象，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印象，就是相聲是天津的。你可能記不住任何一個相聲作品的名稱，但你應該聽過用天津話表演的“竹板這么一打呀，是別的咱不夸......”

　　天津相聲是如此深入人心，天津市政府當然不能放過這樣一個難得的文化名片。2007年，相聲入選天津市第一批市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同年，天津市開播了全國第一個相聲廣播頻道。

　　但其實，相聲并不起源于天津，今天的天津相聲也與民國時的完全不同。

　　相聲其實是北京特產(chǎn)

　　相聲不是天津的發(fā)明，而是徹底的北京特產(chǎn)。相聲誕生的時間大約在清朝末年。在此之前，北京文藝市場上就已經(jīng)有戲曲、說書、八角鼓等曲藝項目，相聲就是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

　　相聲的初創(chuàng)者張三祿（一說朱紹文），最早就是八角鼓藝人，后來自己在天橋上“撂地”演出，表演“說”“學”“逗”“唱”的功夫。他不愿再稱自己的表演是八角鼓，而是“相聲”，自此，相聲被確立為一種藝術(shù)形式。

　　除了張三祿，之后朱紹文（藝名“窮不怕”）、阿彥濤、沈春和也粉墨登場，各自開辟了相聲的一片天，在北京天橋爭奇斗艷，把相聲一代代傳承了下來。

　　北京天橋市民文化廣場的朱紹文雕像 / 視覺中國

　　《江湖叢談》中就濃墨重彩地描摹了一把北京天橋的熱鬧，“馬路東有歌舞臺、樂舞臺、燕舞臺，梆子名角崔靈芝、一千紅等與名武丑張黑，均在三臺獻藝，每日三臺均上滿座�！�

　　當年熱鬧的北京天橋現(xiàn)在只有雕塑記錄著舊時的曲藝場景 / 視覺中國

　　不過，北京相聲雖然群眾基礎(chǔ)扎實，但生存處境依舊十分艱難。藝人們得左右逢源，各頭討好謀生。

　　一要討好老天爺，因為相聲是“撂地”演出，所謂“撂地”，就是露天表演�！帮L來吹雨來散”“刮風減半下雨全無”。敢是連著幾天老天爺不賣臉，藝人們就是要斷炊的。

　　二要討好觀眾，表演結(jié)束之后，要挖空心思用“褚門子”（一種要表演費的方式）來問看客們要取表演費。有一種就叫“仁義綱”，借著說好話，圖情誼來鼓動觀眾們付費，常福全就曾說：“我們就是您駕前的歡喜蟲，什么叫歡喜蟲？您好養(yǎng)個小貓小狗小鳥的，哎，我們就是……那我們小哥倆說了半天，叫喚了半天了，您不得喂喂嗎？”

　　三是要討好地痞流氓，露天表演保不齊就有人來鬧事，收保護費的、取笑的、砸場子的泥沙俱下，藝人們要處處小心，件件提防。

　　抗戰(zhàn)時期常寶堃以相聲諷刺日寇，被偽警察逮捕 / 《中國的相聲》

　　當然，這些打擊對北京相聲來說，都還不算致命。真正決定北京相聲藝人大規(guī)模出走的，是相聲本身針砭時弊的特點，例如傳統(tǒng)段子《打白朗》就描述太平天國把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這樣的“藝術(shù)”早就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釘，被驅(qū)逐只是早晚的事情。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城的一位親王——肅親王出巡，要求作藝的都要停止表演，而相聲藝人魏昆志正演到精彩處，不愿停下，惹怒了這位王爺。最后相聲落了個“驅(qū)此莠民”的下場。

　　天津也正是這個時候，吸納了大批的相聲演員。有趣的是，北京相聲入主天津，竟然一丁點水土不服都沒有。

　　就地理位置而言，天津是碼頭城市，位于九河下梢，物流人流量都非常大，小工、市民，三教九流各門各派齊聚天津，底層百姓孕育了這里的市井文化，這些都為相聲提供了堅強的群眾基礎(chǔ)。

　　在天津南市的“三不管”地界，相聲尤其熱鬧。這里原本是日本和法國爭奪租界的地方，爭論無果后，變成了中、日、法三方的“三不管”地帶，犬馬聲色煙館賭場，江湖郎中游街藝人，一點也不輸北京的天橋。尤其是民國十年前后，“各種雜技，各樣生意，各大戲棚，應有盡有，無一不全。”

　　相聲就在這樣市井文化的澆灌下瘋狂生長，孕育了一批批馬氏、常氏等相聲世家。之后，天津甚至成了相聲藝人們的點金石，“藝人只有在天津說紅了，得到認可 ，他才敢進北京”。

　　被改造的天津相聲

　　但無論是天津相聲，還是北京相聲，他們的命運在1949年之后再次驟然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相聲同其他藝術(shù)形式一樣搖身一變，從“不說人話兒的”貧苦賣藝，變成了“曲藝經(jīng)典”。原來的藝人們，也紛紛成為了“文藝工作者”。

　　抗美援朝時期馬三立等人赴前線慰問（左一為馬三立） / 視覺中國

　　甩掉了身份包袱，卻還沒甩掉身上的雜碎。原來相聲里罵人的、取笑的，色情的段子又成了眾矢之的。

　　于世德就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提到了自己在戲曲講習班聽主持人說的一句話，“文藝界哪個部門都好辦，象京劇、評劇、鼓詞不是都有新節(jié)目了嗎？唯獨相聲那里邊除了低級、庸俗、拿父母抓哏的，就是諷刺、挖苦勞動人民的。它的前途哇......唉！”

　　為了保住相聲的性命，以侯寶林為首的一批相聲大師成立了“相聲改進小組”。他們在老舍的幫助下，剔除了相聲里那些葷口、臟話、侮辱勞動人民的封建傳統(tǒng)糟粕，轉(zhuǎn)而生產(chǎn)了一批歌頌新時代的相聲作品，把相聲從岌岌可危的境地中拉了出來。

　　相聲改造流程 / 《中國相聲史》

　　而天津這時候也沒閑著，不僅吸納了相聲改良的成果，還成立了一大批相聲有關(guān)的協(xié)會。1949年11月，天津戲劇曲藝工作者協(xié)會成立，之后又建立了“紅風曲藝社”，馬三立、常寶堃、張壽臣、趙佩茹、常寶華、張慶森、蘇文茂等相聲演員都被邀請參加。

　　但是這樣的“自我改良”，并不能保證相聲就擁有了免死金牌。1957年之后，反右和“文革”的打擊將相聲逼至生死存亡一線。這時候，天津北京的相聲都像是打蔫了的黃花菜。

　　天津市和平區(qū)曲藝雜技團被迫解散，改為工藝紙制品廠，原來的相聲創(chuàng)作者像王鳴錄成了工人。馬三立、馬志明被送去下鄉(xiāng)，劉寶瑞被送進北京房山路村進行勞動改造。相聲在這期間一度陷入沉寂。

　　雖然環(huán)境艱難，但相聲還是很努力地在自我進步。1958年，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shè)社會主義”線路的鼓舞下，相聲也不甘示弱，接連出品了一批歌頌型相聲，《社會主義好》《試驗田》《水兵破迷信》《活動之家》《天上與人間》都是那時候的作品。

　　20世紀60年代，天津市文化工作隊下鄉(xiāng)慰問（帶帽者為常寶霆） / 視覺中國

　　雖然幾經(jīng)波折，三破三立的相聲最終還是等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

　　現(xiàn)代生活下的相聲

　　改革開放像是一串鞭炮一樣把相聲炸的噼里啪啦。春晚、廣播電臺、電視機，相聲變得無處不在。馬季、姜昆等一批藝術(shù)家的名字也變得家喻戶曉。

　　如今，就算你沒聽過相聲，你也一定知道相聲界里有郭德綱，北京城里有德云社。2010年德云社歇業(yè)一月之后復演，開幕式門票一個小時就銷售一空，足見其火爆程度。

　　2010年德云社關(guān)閉一月后復演，開幕式門票一小時內(nèi)售罄 / 視覺中國

　　但是郭德綱作為地地道道的天津人，為什么會把德云社開在北京呢？無獨有偶，馬季、馮鞏、牛群這些我們耳熟能詳?shù)南嗦曆輪T也都是天津人，但都是在北京發(fā)展。

　　歷史的車輪仿佛倒了個，當年相聲藝人們是生在北京養(yǎng)在天津，現(xiàn)在卻遍地都是天津籍的北京相聲大師。

　　這一切，都跟電視機脫不了干系。這方寸之地讓更加具有視覺沖擊的電視節(jié)目占了上風，而只靠著一張嘴過活兒的相聲仿佛吃不開了。

　　為了應對挑戰(zhàn)，天津相聲選擇把相聲從大熒幕上拉下來。相聲演員們扎根老百姓對相聲的熱愛，回歸茶館，重拾了老一輩面對面臉對臉的表演方式。

　　2010年天津茶館里相聲演員正在為觀眾演出 / 視覺中國

　　1998年，以于寶林、馮寶華為首的幾名相聲演員開始了中斷30年之久的茶館演出，重新點燃了天津人對相聲的熱愛。一個關(guān)于天津相聲的調(diào)研顯示，天津?qū)�營相聲的茶館和小劇場有9家之多，從業(yè)人員達200余人，日均演出多達20場，僅2010年，全市民營相聲演出達到4942場，觀眾達百萬余人。

　　天津相聲的本地化雖然熱熱鬧鬧，但離開了電視機，就只能在天津這塊地偏安一隅。許多相聲演員們不安于這一畝三分地，轉(zhuǎn)頭瞄上了主張外推路線的北京。

　　北京利用其電視臺的資源，推動相聲的普及。這一策略雖然造就了不少的相聲明星，但也把相聲帶到選擇的分叉口上，一頭站著傳統(tǒng)相聲，一頭站著郭德綱的新相聲。

　　傳統(tǒng)的相聲段子追求引人深思，比如馬三立表演的《吃餃子》，講的是過年沒錢買白面而要去賒面的故事，就帶著歐?亨利式含淚微笑的苦澀和辛酸。

　　而當今的新相聲，則以逗樂為主，把娛樂特點發(fā)揮到極致，將相聲滲透進了千家萬戶。

　　2008年名為嘻哈包袱鋪的80后相聲團隊在北京演出 / 視覺中國

　　但無論是哪種形式，相聲都成為當今人們在忙碌的現(xiàn)代生活下，放松心情的優(yōu)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