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個國家宣布了恢復演出的打算。文旅部要求，劇院等演出場所恢復開放，觀眾人數(shù)不得超過劇場座位數(shù)的30%。這讓國內(nèi)演出行業(yè)看到了希望，但是在單場觀眾規(guī)模受限的情況下，演出方需要為重啟拿出耐心和理性的決策。

　　過去3個多月現(xiàn)場沒有演出的日子里，藝術家和觀眾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zhàn)，藝術家職業(yè)生涯戛然暫停，觀眾進不了劇場，大家不得不將互動的方式轉戰(zhàn)到網(wǎng)上。破冰在即，彼此都需要恢復元氣，以及在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時鼓起相聚在一起的勇氣。

　　北青藝評對話音樂評論家王紀宴，討論特殊時期藝術家和藝術行業(yè)發(fā)生的那些前所未有的話題。

　　對話人：王紀宴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研究員

　　“應景”不是問題 水平不行才是問題

　　北青藝評：疫情期間，沒有線下演出之后，出現(xiàn)了很多網(wǎng)絡傳播的古典音樂“作品”，比如樂團無觀眾演奏，藝術家以鼓舞抗疫士氣為出發(fā)點的演奏。還有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像外國音樂家用自己擅長的藝術本領在居家時的怡情或者游戲。另外還有各樂團、音樂廳、歌劇院將音視頻資料上線。

　　對種種非常態(tài)之下的古典音樂互聯(lián)網(wǎng)生態(tài)，您怎么看？

　　王紀宴：我的思維和習慣屬于比較傳統(tǒng)或者保守的，這種“非常態(tài)之下的古典音樂互聯(lián)網(wǎng)生態(tài)”，雖然我也都能看到，卻并不被吸引，而且，從內(nèi)心里也不認同其意義和價值。

　　對于我而言，迄今為止音樂存在的兩大方式是現(xiàn)場演出和唱片，后者準確地說是“錄制音樂”（recorded music），包括唱片、DVD，也包括存在于網(wǎng)絡的音頻和視頻。

　　疫情暴發(fā)至今，在視頻中看到的最有影響力的無觀眾樂團演出，當屬柏林愛樂樂團與其前任總監(jiān)西蒙·拉特爵士的音樂會。盡管很多人為那場特殊的音樂會而感動和贊嘆，但我從這場音樂會中感受到的只有悲哀和無奈，還有一種因為觀眾缺席而始終彌漫的不真實感和虛幻感。

　　像郎朗、穆特這樣的著名音樂家將自己在家中演奏的視頻給大家看，作為一種藝術行為，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也很親切，但那并不是音樂作為一種精神食糧的“常態(tài)”，因為這樣的演出是“偶爾為之”的。而作為常態(tài)存在，為熱愛音樂的人們提供日常精神食糧的，在當前，是“錄制音樂”，那些在一個多世紀之內(nèi)由無數(shù)偉大的音樂家和樂團在音效優(yōu)良的音樂廳、錄音棚和教堂錄制的曲目浩瀚的作品。

　　北青藝評：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疫情”產(chǎn)物，一些樂團也因應形勢生產(chǎn)了一些“應景之作”。這類作品大家往往不是很看好，總覺得會先天不足。

　　王紀宴：關于疫情期間的“應景之作”，應該說，“應景”本身并不是問題。事實上，在音樂史上有一個強大的“應景傳統(tǒng)”，很多偉大的作曲家都寫“應景之作”，其中也有不少在“應景”之后仍具有不朽價值的杰作，如亨德爾的《皇家焰火音樂》和《水上音樂》。甚至貝多芬的《莊嚴彌撒》這樣宏大的震撼之作，起初也是應景之作，是貝多芬為他的學生魯?shù)婪虼蠊�的就職典禮創(chuàng)作的。但應景之作如果本身的藝術水平不夠高，那就連眼前的“應景”目的也難以實現(xiàn)。而就我個人的感受以及了解到的人們的普遍評價，一些“抗疫作品”缺乏藝術性，屬于典型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那一類。

　　如果對藝術欣賞沒興趣 門檻降再低也沒用

　　北青藝評：有一種樂觀的看法，認為疫情客觀上促進了古典音樂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推廣傳播，門檻降低，擴大了影響力。

　　王紀宴：我持高度懷疑。事實上，在疫情暴發(fā)之初以及之后一段時間內(nèi)，我相信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被這種來者不善的新型病毒給嚇著了，聽音樂的心境大受影響，在一段時間后才逐漸不那么頻繁地看微信，而能從音樂中得到精神享受和慰藉。

　　互聯(lián)網(wǎng)對音樂的傳播，門檻本來就很低，任何人只要想聽音樂，我們的手機中擁有的資源，甚至比較生僻的早期音樂的錄音版本，都足以超過資深唱片收藏家。比如我最近一直在聽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作曲家夏龐蒂埃的《感恩贊》，隨時打開手機，就可以有十幾個版本可以選擇，既有這部作品被重新發(fā)現(xiàn)后由路易·馬丁尼指揮的史上第一個錄音，也有威廉·克里斯蒂、馬丁·若斯泰和馬克·明科夫斯基這些古樂專家指揮的更貼近17世紀這部作品問世之初聲音風格的演繹。

　　回首當年，我在學生時代為買一盤渴望已久的磁帶（還不是黑膠唱片或后來的CD）而不得不節(jié)衣縮食的情景，如今這種聆聽資源的富饒實在是不可思議！這種富饒，這種門檻的降低，當然會讓更多人走進古典音樂，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nèi)。能夠隨時聽到，和是否有興趣聽，還是距離不近的兩個概念。

　　事實上，我周圍太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天天抓在手里、除了睡覺幾乎片刻不離的手機里有那么多可以聽的音樂。這些音樂，不需要用連接線就可以和藍牙音箱匹配，而如果藍牙音箱稍微優(yōu)質(zhì)一點（也不需要太昂貴），那么我們聽到的就是幾乎能與“發(fā)燒音響”有一拼的潤澤、豐富、響亮的音樂！但我們每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太多人寧肯在包括但不限于謠言在內(nèi)的各種垃圾信息中樂此不疲地呆著，一遍一遍地刷，而想不到，也沒有興趣聽哪怕一分鐘的鋼琴曲或舞曲。疫情之前，好像這一點還沒暴露得這么充分。

　　在精神食糧的構成上，大家的差異很大。在門檻的高低之外，對欣賞藝術的興趣引導和培養(yǎng)，應該是更重要的。不然，門檻再低也沒有用。而且，我也根本不認為疫情和門檻有什么關系。

　　“半是天使半是蠢驢”藝術家都“不會過日子”？

　　北青藝評：疫情下藝術從業(yè)者的生存問題，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外國很多非常知名的樂團都提到了因為疫情遇到了困難，希望觀眾出資支持。古典音樂從業(yè)者，是否真的會如此迅速地陷入生計困局嗎？這是普遍現(xiàn)象嗎？頂尖樂團會這么“差錢兒”嗎？

　　王紀宴：我從新華網(wǎng)轉發(fā)“新浪財經(jīng)”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據(jù)國際勞工組織4月7日發(fā)布的報告顯示，在全球33億勞動人口中，已有81%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音樂是受到最直接沖擊的行業(yè)之一，從業(yè)者的收入肯定也受到很大影響。甚至連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這樣的全球頂級機構，他們的CEO彼得·蓋爾布宣布，由于疫情導致演出取消，歌劇院的管樂團與合唱團成員的聘用從3月12日起暫停。

　　音樂家們的生計是否面臨問題？這是太多人關心的問題。我相信，確實會有些音樂家由于收入銳減甚至暫停，而使得日常生活受到影響甚至一時難以為繼，比如一些新入職的人，沒有積蓄，需要每個月的收入償還房貸或車貸等。但這樣的情況，我們得承認，在各個行業(yè)普遍存在。而就我所認識的音樂領域里的朋友和家人來看，他們還都不缺吃喝，而且，由于這段時間外出就餐減少，他們在朋友圈曬出的餐桌佳肴還明顯比平時豐盛。

　　關于外國的藝術家不存錢的說法，我想到指揮大師卡拉揚在談到他的晚輩同行卡洛斯·克萊伯時說的一段話。卡拉揚說，克萊伯曾告訴他：“我只有饑餓的時候才會去指揮的�！笨巳R伯在指揮家中以才華出眾和魅力強大享譽樂壇，但他同樣出名的是“能不指揮就不指揮”的習慣�？ɡ瓝P說，克萊伯家有個很深的地窖，里面裝滿食材和美酒。只有當?shù)亟芽煲�空的時候，他才會說：“噢，現(xiàn)在我要去指揮一場音樂會了�！笨ɡ瓝P親切地、善意地將克萊伯比喻為一頭狼。

　　“克萊伯的地窖”這個意象，對于我屬于十足的“過目難忘型”，也讓我聯(lián)系到卡爾·榮格的“原型”：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窖”，我們小時候的存錢罐，也未必不是我們的“地窖”，那里面攢起來的壓歲錢——我們的“財產(chǎn)”，給我們安全感，還有一定程度的“財務獨立”，每當我們想買一件東西得不到父母批準時，情急之下會提出“走存錢罐”的動議。不存錢的外國藝術家肯定會有一些，中國藝術家也會有，但我相信，事實上在音樂之外的職業(yè)中也不乏所謂“月光族”，但音樂家中更多的也是在收支方面理性而謹慎的人，盡管絕大多數(shù)沒有克萊伯的地窖，而且，也很少有人有克萊伯生前所擁有的那種“開張吃三年”的收入水平，但存款是有的。

　　我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藝術行業(yè)之外的人看待從事藝術的人，時常還會帶著一種特殊眼光，覺得藝術家是一些與常人不同的人——或者干脆說白了吧：瘋瘋癲癲，世事不諳，或者掙不到錢，或者掙到了也不會攢錢，莫扎特、舒伯特就是典型代表�！颁撉俅笸酢崩钏固卦�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世人眼中的音樂家，不是被詩意化和理想化，就是被低幼化，“半是天使，半是蠢驢”。而這無疑是對藝術家形象的嚴重誤解歪曲。古往今來，頭腦精明的音樂家大有人在，生活優(yōu)裕者所占比例并不低，只不過人們更喜歡將滿腔同情給予幾位貧寒者。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并不認為古典音樂從業(yè)者會迅速陷入生計困局，即使有個別人也不構成普遍現(xiàn)象。而頂尖樂團更不會“差錢兒”，因為這些樂團的演奏家的收入通常還是比較豐厚的。我支持觀眾以直接捐款、購買會員資格、退票轉預購票等方式支持藝術機構，包括我們的國家大劇院和各地劇院，這要看觀眾個人的情況，看他們“地窖”里的存貨情況。比起觀眾的支持，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國家政策的扶持所起的作用無疑更大。

　　疫情影響猶如二戰(zhàn)？這個說法未免太夸張

　　北青藝評：有人把這次對古典音樂的影響跟二戰(zhàn)比，您覺得有可比性嗎？甚至有人說會影響到整個世界古典音樂的格局。

　　王紀宴：就疫情持續(xù)到今天的情況來看，對古典音樂的影響與二戰(zhàn)還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疫情造成的損失也很大，但畢竟不具有二戰(zhàn)那樣的破壞力，尤其是對作為藝術存身之地的建筑。像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德累斯頓的森帕歌劇院，這些偉大的歷史建筑在二戰(zhàn)的轟炸中不是嚴重受損，就是徹底變?yōu)閺U墟，戰(zhàn)后都用很多年才完成重建。

　　但我們看一下這幾座劇院的歷史會欣慰地發(fā)現(xiàn)，即使遭到這樣的毀滅性重創(chuàng)，演出本身在戰(zhàn)后恢復的速度也快得驚人。

　　在蘇茜·吉爾伯特與杰伊·希爾合著的《四大歌劇院全傳》一書中，開篇所寫就是二戰(zhàn)后的這段時間，有這樣一行讓我印象深刻的文字：“維也納人的歌劇院雖被炸毀，但只需等待短短幾個星期，他們就能夠再次觀賞他們那心愛的歌劇藝術了�！彼囆g家們移師人民歌劇院和維也納河畔劇院，電話不通，有軌電車停駛，歌劇院的工作人員靠步行去通知每一位需要參加排練的藝術家，這是讓人熱淚盈眶的描寫！藝術，正如人類一樣，有時或許顯出脆弱的一面，但又確實有特別頑強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生命力。所以，一旦疫情過去，生活恢復常態(tài)，我們會立即涌向國家大劇院、保利劇院、中山公園音樂堂，需求會有反彈，觀眾會有增加，因為，曾經(jīng)被我們認為天經(jīng)地義的現(xiàn)場演出，因為這段特殊時間，而顯得更加可貴、可親！

　　與二戰(zhàn)的破壞性相比，我們那些劇院，所有的劇院，不僅沒有任何損毀，而且由于一些辛勤的劇院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堅守崗位，利用這段不能演出的時間加強維護，所以，只要疫情過去，迎接我們的將會是煥然一新的劇院和養(yǎng)精蓄銳的藝術家呈現(xiàn)給我們的精湛演出。一切取決于疫情快快過去！無數(shù)人翹首以盼著這一天！

　　至于世界古典音樂的格局是否會發(fā)生什么變化，就目前的情況來判斷，我并不認為有這種趨勢。我認為很多人，尤其是公眾號，太喜歡充當預言家，而預言家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當?shù)�，弄不好就是危言聳聽，造謠。說他們是烏鴉嘴已經(jīng)算是好的了，因為那是預言成真——或者說，蒙對了——才有資格得到的稱呼。至于疫情是否會刺激創(chuàng)作，我覺得可能會是深層的，比如對正常生活的熱愛，莎士比亞在《奧賽羅》中寫到的“日常之美”的珍視，對環(huán)境的關注，對野生動物的關愛，等等。未必一定是與疫情直接有關的題材。